尚刚
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家，1952年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古物新知》《天工开物》《我国工艺美术史新编》《极简我国工艺美术史》等。
尚刚教授给学生上完课回来，首要坐到书桌前静静地抽一支烟。他身材高大，描述儒雅，言谈似低吟，在清华学子的形象里“有长辈学人遗风”。书桌上和书柜里别离放着恩师田自秉和父亲尚爱松的相片，年深日久，仍然笑貌如新，昭示着一脉深沉的学术传承。
尚刚1952年出生于北京的书香世家。父亲尚爱松“有学术，善言谈，美仪容，儒雅平缓”，是老一辈出色的美术史学者。尚刚青年时阅历上山下乡，后跟随父亲的脚步，又经田自秉等教师指点，步入工艺美术史学术研讨的堂奥。他早已著作等身：《唐代工艺美术史》《元代工艺美术史》《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等专著在学界影响深远。2019年由活字文明策划出书的《给孩子的国宝》，是他第一部写给孩子的工艺美术史著作。
“工艺美术的主体是日用品，其次才是赏识品。不过，在日用和赏识之间，从来就没明晰的界限。”“工艺美术的创造就像戴着镣铐跳舞，有用捆绑了庸人，也玉成了巧匠。巧匠的名字尽管大多失传，但许多著作都是留念他们才智和才调的丰碑。”
他说话的时分，镜片背面闪烁着机敏。而他的文字相关于枯索的学术文章，显得愈加灵动典丽。比方《给孩子的国宝》一书里的“织绣编”，从马王堆素纱单衣说起，写到联珠纹与宝相花锦，清雅的宋代纱罗，精巧的满池娇纹刺绣，再到严密厚重的元锦，高雅隽永的顾绣，一路娓娓道来，直是金梭银线，云霞满纸。
有时分又拿今人的审美与古人相对比，泄漏作者的私心偏心，十分风趣。比方“玉石编”里，提到今之“绿色纯洁淡雅而又通明的翡翠，价格昂扬到令人张口结舌的境地。”随即话锋一转，说玉石温润，引人遥想，而翡翠通明，有“一览无遗”之嫌，是以“正人比德于玉，而不能比德于翠”。
来到尚刚教授的书房，看到书柜中一排排古籍，有正史、政书、笔记、地志，也有汉唐宋元等诗文总集，才知道他的多么学问、多么辞彩从何而来。他告知南都记者，正史中关于一个朝代全体日子的记载，为工艺美术史的研讨供给了重要的牢靠的资料。他自己也正是从读《元史》下手，完成了硕士论文《元代的工艺美术》的写作，厘清了当年学界关于元代工艺美术的遍及误解。
他坐在作业室外的靠背椅上让咱们拍摄，深灰的套头毛衫，背面是被粉笔晕染的黑板和空荡荡的走廊，一时刻显出难以言状的清寂。人们只仰慕象牙塔内的安闲，却不知学术原本便是清凉的作业。尚刚说：“只要是研讨，只要是作业，就没有趣味，主要是‘苦’。做学术自身这样的一个进程很苦楚，趣味是在处理问题今后，但很时刻短。”
【访谈】
南都：您自己具有的书本大概有几种类型？
尚刚：我自己的书大概有这么几个部分。一个是古籍，现在咱们所说的古籍都是那种新出的排印古籍，比方《全宋文》《二十四史》……之类。再一类便是跟考古相关的，比方一些考古陈述，还有一些杂志，比方《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再一类便是图录和一些大型的画册，画册著录的主要是一些古代的文物，比方《美术全集》《出土陶瓷全集》，还包含一些展览的图录，现在的大型展览都会印图录。再一类的便是当今的学术研讨著作。大致便是这么四类。
南都：日常翻阅最多的是哪些书本？
尚刚：花费时刻最长的应该是古籍。
南都：古籍跟您的专业相关度大吗？
尚刚：古籍跟我的专业的相关度特别大，要不然我不会花费这么大力量。由于咱们做艺术史，资料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什物，一部分是文献。什物这方面凭借的主要是考古开掘的资料，由于它们来历比较牢靠、年代相对清晰，能够用于学术研讨。再有一些传世文物十分重要的。咱们现在的做法是，要在全面把握资料的根底之上再去做研讨。咱们尽管把握了许多的图像资料，但是这些还不能建造客观的艺术史。由于现在保存下来的东西仅仅古代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东西是没有保存下来的。现在咱们正真看到的仅仅古代的冰山一角。假如做研讨，不能只研讨现存的什物，还应该注重前史上从前呈现过的东西。这些常识从哪里来？或许只能从文献里得到。并且，什物自身是不能说话的。它不能自己说明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含义、自己的来历。这主要靠古籍来证明。
所以，前史文献既是弥补现在什物短缺的仅有的前史来历，并且它也是说明现存什物的仅有的前史依据。做文献，对艺术来说有很重要的含义。
做学问也像做人，首要要尊重他人、尊重文献，然后再补足、批改他人研讨、文献记载供给的常识，不能专门以挑剔他人、挑剔文献为业。便是说，要做正人之学，不做小人之学。
南都：您现在手里有没有比较有留念含义的书本？
尚刚：我家里有许多父亲留下的藏书。父亲的学术不只包含了美术史、绘画史，他还做思想史和文学史。所以家里许多书跟思想史、文学史有联系。留念含义，我现在想到的就这一种。我父亲的恩师是闻名的学者徐旭生，1927年，我国学者和瑞典的文雅·赫定博士等协作，组成了我国西北调查团，徐旭生先生是调查团的中方团长。调查之后，他出书了《徐旭生西游日记》，这个日记的第一版我还有。这部书三册，是比较宝贵的。我不是说价钱宝贵。由于家里还有少数古籍，说起来比它贵多了。但我父亲对他的教师爱情很深，这个书又是第一版，印数很少，是对我父亲有留念含义的。
对我来说，比较有留念含义的便是《元史》。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元代的工艺美术，原因便是我读了《元史》。由于在读《元史》的一起，我还体系地读了当年的《文物》《考古》杂志。我知道了当年的人对元代的工艺美术是怎样知道的。我发现《元史》里关于工艺美术的史料特别多，而它的许多记载跟学者的谈论是有收支的，不少点评乃至是相反的。这让我决意以元代工艺美术为硕士论文选题。读这本书也决议了我今后的学术路数：一个是注重什物史料的收集，再一个对古代文献分外注重。古代文献中有一些是十分重要的。比方说正史，由于它体系地记载前一个朝代的全体状况。这个在我看来是根本的史料。当然还存在其他的根本史料，只不过《元史》是我最早读的。这部书我读过几遍，随同自己的生长，每次都有新收成。
南都：您方才说《元史》的记载和其时对工艺美术的谈论有收支，这个收支的当地在哪里？
尚刚：应该说，当年的艺术史学者还没有人体系地读过史料。比方说丝绸。丝绸的出土量很小，也很难保存，但它又很重要。假如仅凭什物的话，是得不到这个知道的。但文献记载了古代丝绸的生产规模很大，工艺精深、产值很高。曾经咱们做工艺美术的时分，总是把陶瓷放在最前面，如同它最重要。我做工艺美术是依照重要性来排的，丝绸被我放在最前面。这仅仅一个比如。
从俄罗斯带回来一百公斤以上的书
南都：您年青时分在北京有哪些比较喜爱去的买书和淘书的当地？
尚刚：小时分，父亲却是常带我去琉璃厂。但是当年我对琉璃厂毫无好感，那些书我也看不懂，我仅仅忍受着去陪父亲。在我自己许多买书的时分，一个是去琉璃厂，再一个是去北京每年一次的书市。在琉璃厂，主要是买古籍，在书市，主要是买图录，我去得比较多的是劳动人民文明宫的书市。
南都：1986-1987年您去莫斯科留学，有没有从当地买一些原版书回来？
尚刚：买了不少。其时我买了得有一百公斤以上的书。回来的时分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其时从莫斯科到北京，得有六夜五天。去的时分只带了一个化纤资料的箱子，回来的时分带了许多纸箱子。那时，苏联纺织质量量差，我把能卖的衣服都卖了，再不让我回国，我就得冻死在莫斯科，用换来的钱弥补买书资金。买来的书都是和艺术有关的，很大部分是关于中亚的考古和艺术史的书。还有少数的大型艺术史，我这个作业室里就有一套。还有一本《粟特银器》，这书最近被翻译成中文了。这书出书时，前面是俄文，后边是英文，俄文是全文，英文是节本，现在出的中文版是照英文翻的。其实这本书我在留学的时分翻译过，前些年有出书社要，我没给。现在《粟特银器》的原版书或许国内就这一本，是1971年莫斯科科学出书社出的，作者是马尔沙克。现在马尔沙克被有些我国学者捧为中亚考古学之父，但中亚考古学的肇始比他早得多，他仅仅十分有成果。
孩子仅仅方针读者的一部分
南都：您曾经也出过许多关于工艺美术的专著，《给孩子的国宝》这本书的写法和曾经有什么不同？
尚刚：专著的言语需求简洁明了，我是希望能少一个字就少一个字。这本书明显不能这么写。专著是给大人写的，给熟行写的。《给孩子的国宝》是给孩子写的，希望能写得愈加口语化一点，让读者看得更理解一点。说是写给孩子的，但孩子仅仅我的方针读者的一部分，还有一般的成人爱好者。这两类人加起来是我的方针读者。
写法上呢，我曾经都按时序写，没有这么分类别写过，这次我是陶瓷、金属、玉石、织绣、漆木、其他，分类别写的。当然现在的类别摆放改变了我的初衷，原本丝绸应该排在第一位。由于假如写古代，就应该依照在当年的重要性顺次去写各个类别，而不是依照今日的注重去写。但是开始的修改再三劝说把陶瓷放在第一位，其实我特别不甘愿。这书主要是依照小专题写的。每一篇的文字是2000字左右，一共是三十几个小专题，插图不到200幅。
南都：书里许多文物仍是一般观众在博物馆能清楚看到的。您在序文里也提到，古代的工艺美术和艺术不一样，它同大众的日常日子密切相关。但是书里要点介绍的主要是特别精彩的著作，这是怎样回事？
尚刚：由于工艺美术品尽管包含着一切的日常日子的物品，但是一旦进入艺术史，只能挑选精品。精品往往和上层人物相关，无法直接反映一般民众的悉数取向。尽管如此，社会的审美取向仍是由上层人物引领的，在资料和工艺上，古代著作尽管有粗和精的差异，但年代的艺术寻求仍是大体趋同的。再者说，要是主要以老大众用的瓶瓶罐罐做插图，也不好看，更显现不出“国宝”的意味。
南都记者黄茜 采访报道 宋承翰 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