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藏经洞无意被敞开，敦煌学也随之鼓起。敦煌藏经洞所出文书，学界一般称为“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在敦煌文书中，九成左右的文书归于释教文献，品种繁复，数量可观。这些丰厚的资料记载了敦煌区域轰轰烈烈的抄经前史。
抄经活动在古代我国盛行的前史和思想布景
释教诞生于古印度，可是为何抄经活动能够在千里之外的古代我国社会经久不坠，这是值得沉思和讨论的问题。口耳相传是古印度文明传承的首要手法，而文字书写的知道较为单薄。释教诞生后，佛法“皆口口相传”，不立文字。此种传法手法导致佛经很多丢失，教团内部也因记诵差异而出现分歧，并加快了教团割裂。与此相反，我国古人却有“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的知道。因而，当释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之后，信众活跃传译书写。此外，古代我国文字的统一和纸张的运用又是印度社会难以比较的。古印度小邦树立，言语各异，佛经不易广泛撒播，而古印度书写所运用的贝叶也不利于广泛运用。因而，我国古代社会具有抄经活动轰轰烈烈翻开的思想知道和物质基础。而真实影响民众抄经活动的是释教宣传的“因果报应”和“积德行善回向”思想。在释教的宣传下，民众逐步承受誊写佛经是一种善事的观念，以为抄经行为是“胜因”“积德行善”“善根”“福”“善果”“胜业”“福善”“福田”。而末法思想是民众热心誊写佛经的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迟到北凉时期，已有人信任我国进入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经像俱毁。笼罩在末法惊骇下的民众活跃书写佛经，“存经以备法灭”，闻名的房山石经就是在此种思想影响下构成的。
关于敦煌区域的抄经活动，有必要站在前史大坐标轴中，以更宽广的视界加以审视，才干区分敦煌与中原区域文明的异同，调查不同区域间的文明交流。一起，由于研讨目标的特别性，须归纳运用宗教学和前史学办法多方面调查，以便从有限的资猜中取得更为丰满的信息。
官府和寺院的抄经活动
敦煌写经中，一部分经文是由官府和寺院安排誊写的。寺院和官府组成的写经道场是怎么运转的？史书阙载，无从得知。走运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抄经道场遗留下来的《抄阅历》《配纸历》《订正历》《抄经名册》等各种原始记载。这些史家眼中的“边角料”，成为今人了解古代道场抄经运转形式的名贵资料，也为咱们铲除一块史学盲区供给了或许。
敦煌抄经道场的抄经生和校正者一部分由寺院和尚充任，一部分由尘俗社会中的衙牙担任，在吐蕃时期部落大众也成为抄经大军中的重要力气。出于忠诚和阅览的便利，楷书是道场规则运用的字体，抄经者在抄经之前要熟读经文，熟练掌握生僻字的写法。古代物质匮乏，为保证纸张不被抄经者盗窃和糟蹋，道场拟定了严厉的纸张运用准则。抄经生所用纸张是道场依照《经录》一次性发放的，假如抄经生誊写有误，需要以废换新，并挂号在案。所誊写的佛经，一般经过两至三次校正，才干够入藏。吐蕃时期多则到达九次，这与其时誊写者水平不高有很大联系。假如校正者发现誊写有误，抄经者有必要从头书写。校正出的过错和书写的过错，均记载在役工册中，是校正者和书写者日后取得酬劳的重要依据。抄经道场有严厉的抄经制式：“散说一十七字为行；偈颂二等：四、五言则四句为行，七言偈则二句为行。”抄经制式的执行为检校佛经供给了便利。誊写合格的经文才干够归入寺院经藏，并由经藏“所由”（即经藏的管理者）担任经文的日常护理和借阅。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批武后为其爸爸妈妈祈福而誊写的《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在佛经尾部有抄经列位信息，记载了抄经时刻、抄经生及抄经生所属组织、检阅人及检阅人所属寺院、抄经使和抄经判官、装潢人。武后发愿誊写的经文，由左春坊、秘书省、弘文馆、门下省楷书手担任，所抄佛经经过“三次校正”“四次审理”，其间检阅者由其时长安、太原等地的高僧大德担任。抄经使和抄经判官，担任抄经质量和抄经物资所需。武后抄经所留存的什物，是今人翻开古代皇室抄经前史的一把钥匙。
信众的抄经活动
与寺院和官府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不同，民众一般誊写小部头的佛经，誊写结束后通常在佛经尾部书写一段“题记”，用以记叙抄经者身份、抄经时刻、场合、缘由、祈愿内容、抄经经过等信息，所记内容丰厚多彩，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抄经题记体现了民众的释教崇奉以及对佛法的了解，从中不难窥视释教思想融入我国社会的进程。其次，传世文献中记载民众日子的内容少之又少，史官们更重视的是帝王将相的汗马功劳和保护长幼尊卑的礼乐纲常，对一般民众的日子往往字斟句酌、阙而不载。但是，一般民众的前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前史。走运的是，抄经题记弥补了这种缺失，淹没在前史迷雾中的民生印象借此越来越明晰地展示于世人面前。抄经题记记载的并不是古人日子内容的悉数，却是现知资猜中最为直接调查古人日子国际的“窗口”。从抄经题记能够正常的看到古人种种尘俗诉求和民生所向，如：延寿愈疾（S.6230）、临产安全（P.2900）、护国安民（P.2312）、转为男身（书道博物保藏）、百口团圆（S.2360）、早归故乡（S.2605）、消除牢狱之灾（BD05671）、风调雨顺（北0686）、两国和洽（S.1963）、宦途通畅（S.87），等等。
参加抄经活动的人物触及社会各阶层，整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皇室贵胄；其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而为数最多的是走狗贩夫、工农兵学等芸芸众生。抄经者誊写佛经时，在时刻上具有必定的趋向性，即一般在释教崇高的日子中誊写，他们将原本均质的时刻分割成崇高和非崇高两部分，以为在适合的时刻内书写佛经，成效大于素日，更为灵验可感。在释教上报“四重恩”思想的影响下，爸爸妈妈、眷属、师僧、国主是抄经者首要的祈愿目标。
释教一向着重善恶果报的必定性。信众也深信写经是善因，会带来好的果报，而成果却并非信众所等待的那样。按此逻辑推理，信众的抄经活动应该稍纵即逝，不或许在前史上久行不坠。以何种心态了解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呢？这与释教三报论思想的传达有很大联系。抄经者赞同将福报推迟至下世或许扩展到眷属身上。一起抄经者经过忠诚的抄经行为，如刺血写经、书写重要典籍，来优化福报成果。跟着释教信众增多，以盈余为意图的抄经坊和抄经生发生，“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抄经供养彻底尘俗化。能够说，在抄经商场中，俗众抄经是在尘俗利益标尺下所做的宗教崇奉行为，书写佛经是其取得福报的手法之一。
经过对敦煌写经的研讨，能够正常的看到：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因特别的前史遭受，反映同一前史事情的文书散藏于中、英、法、日、俄等国际各地。假如孤登时剖析某地所保藏的文献，其前史信息对错常有限的，据此难以掌握文书原本的性质。但假如选用归纳研讨的办法，将反映同一事情的、散藏于不同组织的文献收集起来，犹如将前史的片段组合起来，终究可取得完好的前史全景。此外，在解读抄经题记时，既要防止过度解说，又有必要将其放在整个大的前史布景中，这是解读一切抄经题记时有必要要遵从的准则之一。如此才干够最大极限地释放出抄经题记所蕴藏的前史信息，抄经题记的内容才干够变得更为丰满。而关于抄经题记中所体现的今人难以承受的行为，今人应以怜惜的情绪加以审视，而不行一味地将其贬为愚昧无知，只要这样咱们才干够更为靠近古人的日子，才干更为深刻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形式和行事准则。
（来历：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