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耒”条说：“耒是古代翻土耕具。”“耒耜”条说：“耒耜是古代犁地翻土 的耕具。耜是直接效果于土壤的铲状部件，也有用骨、石制造的，耒是扶持耜的凭据。” （见《辞海》2010 年版）这样解说有两个问题：一、耒是一种耕具，仍是一件耕具的部 件？二、耒如果是翻土的耕具，形状是什么姿态的？为什么耒、耜合用后，耒的独自意 味消失而变成凭据的称号。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咱们咱们能够判别：耒是一种最陈旧的翻挖土地的耕具，曾在东亚区域广泛运用。而“耒耜”对“耒”的解 释是古代文人臆想的成果，谬传至今。
一、韩国的发现与研讨
在韩国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件青铜器是在 1970 年底由大田的商人从私家收藏者处购得，经首尔商人易手，入藏国立博物馆。该器传出大田一带，详细地址不可知。这件青铜盾形器尽管下部残损，但经过外表除锈之后，发现它的正反两面均有精密的纹饰，没有衔环桥状钮的一面右上方所展现的纹饰，特别耐人寻味（见下页图 1）。
1971 年，韩国学者韩炳三宣布《先史时代的农耕纹青铜器》一文，正确地解说这一图画是“人物双手抓住耕具柄部，一脚作下踩状。此耕具较长，分为两叉，形制与‘耒’极为类似，其下以十条横线刻绘出一方形区域以示垄沟。在耒下刻绘垄沟的体现手法，如实地反映了其时的耕耘场景。”
这幅图画的美妙之处，在于所体现的双手持 “ 耒 ” 而一脚踩“耒”的耕耘方法，与我国殷墟甲骨文中“耤”（见图 2）的象形非常挨近。左面的甲骨文“耤”字，耕耘 者也是双手握耕具 柄，一足作下踩状， 耕具前端也是分为两叉。右边的甲骨“耤”字，前端两叉的耕具体现得更详尽，加上了脚踩的横棍，下踩的脚形也刻了出来。
在殷墟甲骨文中，“耤”字大都作为表达动词“翻耕农田”用。如：“贞：呼雷耤于明。”（合集 14 正，宾组卜辞，武丁时代）意思是：问询是否叫雷这族员翻耕在“明”地的农田。“……贞：我受甫耤在自年，三月”（合集 900 正，宾组卜辞，武丁时代）意思是：问询我是否能得到甫族翻耕在“自”地的农田而获取的收成，卜问的时刻在三月。甲骨文中的 “ 耤 ” 字尽管没体现人在操作岐头东西时构成的田垄沟，而该字在卜辞中的用法，正标明它是和农业收成有关的劳动。
韩炳三说，大田的那件青铜盾形器上一脚下踩的耕具是“耒”，是很正确的。在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中，能够见到一个作为氏族徽号运用的字，即图 3〈1〉之形。很明显，这个字便是“耤”字所持的耕具形，仅仅操纵它操作的人形，省略为一个手形算了。而这个字明显便是后来小篆中“耒”字（见图 3〈2〉）的原始形状，最终演化为现在汉字楷书的 “ 耒 ”字（见图 3〈3〉）。
二、耒是我国最陈旧的东西
耒是我国来源最早的农耕东西之一。在神话传说中，耒是神农氏创造的。战国时代写成的《易 ·系辞传下》中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全国。”意思是说：伏羲氏逝世后，神农氏兴。他砍削木头做成耜，弯曲木头做成耒，用它们翻耕和除草都很便利，教会了世上所有的人。在山东省嘉祥县发现的东汉晚期武氏宗族墓地中的石筑小祠堂——武梁祠（武梁是祠主名字），祠堂的内壁有神农氏的像，像旁有文字阐明：“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意思是说：神农氏根据相宜的自然条件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拓荒土地，栽培谷物，用来救助广阔的公民。神农手里拿的便是一种前端分红两叉的耒。它的柄部是弯曲的，能够和上面说到的“ 揉木为耒”相印证（见图4）。
还有别的一种传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说了每个汉字的造字本意，但他没有看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只能以小篆的字形为根据，因此他说：“耒，手耕曲木也。从手推丯（音介，指“乱草也”）。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他把小篆中从耒形讹变来的“木”，解说为耒的质地是木头的，他所谓的“丯”，其实是握耒柄的手形演化而成的，他却当成了被耒所除去的乱草。这样一来，本来是翻掘土地用的耒，被解说成单单是除草用的耕具了。他对汉字造字的解说大多是正确的，保存了古汉字造字的根本原则；但受时代的限制，也有一部分字解说错了，在所难免。他在耒字的解说中还介绍了耒的另一个创造者——垂（有的书上也写作倕）。在其他古书中，垂是一位能工巧匠，创造过“舟”、“规”（画圆的圆）、“矩”（确认直角的尺）和“绳尺”、“弓”、还造出最早“钟”（一种打击乐器）。有的书上说，垂是神农氏的臣属，有的书上则说他是“黄帝工人”，也有书上说他是尧舜时的人。
以现代考古学的常识评判，上述两种耒的创造者传说，后一种传说中的垂，可信程度更高一些。因为，耒这种东西，在郊野考古开掘古代的坑或沟时，能够在壁上发现它所留下的平行的齿痕。这种齿痕，在殷墟开掘的进程中已为我国考古工作者所熟知。1956 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HG553 北壁发现同类齿痕，“经咱们仔细观察，发现是用双齿形的东西做成的，每齿的直径是4 厘米，两齿之间的间隔也是4 厘米，有的宽达6 厘米的。”这个灰沟归于庙底沟二期文明，可把时代推早到公元前2780 ± 145 年。20 世纪70时代，陕西临潼姜寨的开掘，在姜寨一期（属半坡类型）的坑壁上也发现了同类东西的齿痕，证明“已运用木耒一类的东西，如H33 南壁尚保存四组木耒痕迹，每组有两条耒齿痕。齿痕间隔16 厘米，每齿宽6 厘米。”（见图5）时代可推早到仰韶时代中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000 年以上。现在发现的用耒遗址，最早的便是仰韶到龙山时代，这一考古学上的时代大体上适当于传说中由黄帝开端的“五帝时代”。这一时代正是各种文明要素逐个出现的前期文明化的重要进程。
因为在我国北方区域的考古工作中还不曾发现过古代的农田遗址，只在土工工程的窖穴、房子基坑、水沟的壁上找到过耒的齿痕。在文献记载中，耒也不仅仅耕具，而是一种常用的挖土东西。例如战国晚期韩非所著的《韩非子·五蠹》中说：“禹之王全国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禹为全国的王时，亲身拿着耒和臿做民众的领头人）。禹是带领民众大规模治水的首领，他拿着耒和臿，明显是为了挖渠修堤，并不是为了耕田。在武梁祠内壁的石刻画像中也有禹，手里举着一件双齿的东西，正是耒。与神农像用以耕耘的耒，不同之处在于通体是直的（见图6）。
战国时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中谈到耒的制造说，耒的分叉的头部——庛——应长一尺一寸（东周时一尺约为23.1 厘米，一尺一寸约合24.5 厘米），而挨近庛的柄部应长三尺三寸，而还有一段柄部应长二尺二寸，因为这三段折成必定视点，如商代青铜器铭文 所示，柄端和庛端的直线间隔应该是六尺（约合136.8 厘米），即其时测量犁地面积的根本长度单位——一步。可是，该书又着重折角的度数是要量体裁衣的。“坚地欲直庛，柔地欲勾庛，直庛则利推，勾庛则利发。”意思是，土质坚固的需要使庛部和柄部平直，土质柔软的需要使庛部和柄部构成勾折，庛与柄平直有利于推送，庛与柄部勾折有利于翻起土壤。所以，咱们现在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见到的耒的象形符号，柄部和分叉的头部有不同的弯曲形状。前面所举韩国大田出土的青铜器上的耒，庛和柄仍有必定的视点，正是适用于翻起土壤，构成田垄的。而武梁祠画像石中禹手持的耒，庛和柄部平直，并且较短，应是土工工程的利器。
三、耒的推想与实证及其在东亚的撒播
推想耒这种双齿和翻掘土壤的东西，应该是在土质细密的黄土地带发生的。之所以作双齿形，是为了使入土时有必定宽度，而又削减阻力，双齿之间空地不宜过宽，方可托起较大的土块。战国时耒的什物，在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古井中发现过（见图7）。这是保存下来的木耒的一个比如。残长109 厘米，柄端残损，所以不知本来终究有多长。前端（即庛部）长50 厘米，是分为两齿的窄长木板，双齿各套有一铁刃口，铁刃口长7 厘米、宽8 厘米，板上端一侧较宽，明显是供脚践踏处。板面和双齿上都有砍制的痕迹。同一井中还发现一段长46 厘米的残柄。把这件耒和前面举出的农耕纹青铜牌上的翻耕东西比较，头部的概括是很挨近的，仅仅青铜牌上的东西柄和头部呈折角，而井里出土的耒柄和头部呈一直线；尽管方法不一样，但运用方法都是要用脚践踏来加强发力的。
一直到汉代，这种用脚践踏来协助发力的翻耕东西仍旧在运用。汉代的耒，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什物，但在随葬的陶俑中，发现过持耒的形象。这是在河南省灵宝县东汉的古墓中出土的俑（见图8），阐明直到东汉时期（公元1—2 世纪），耒仍在运用着。再晚些时候，耒在我国土地上就退出了前史舞台。或许因为耒的双齿在加装铁刃口后，间隔已变得很小，并不比加装一字形刃口的臿（即由古耜演化而来的另一种翻掘土壤的东西）有更大的优越性。韩炳三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大田的那件青铜盾形器，和大田槐亭洞石棺墓出土的一件青铜盾形器，形状非常挨近，而该墓一起出土的一把细形铜剑已测定为公元前3—4 世纪的器物。本文无意评论朝鲜半岛细形剑的切其时代问题，用槐亭洞石棺墓的细形剑，为大田的青铜盾形器断代，仅仅一个直接的旁证。可是大体上能够必定的是：这件盾形器上的图画阐明，来源于黄河流域的耒和“跖耒而耕”的农作方法，最晚在战国时代现已传入朝鲜半岛。并且，图画中那个踏着耒翻耕出一条条田垄的人，头上有两条长羽，明显是朝鲜半岛土著居民的装束，能够证明当地居民已把握了这种耕耘方法。
在黄河流域和朝鲜半岛的中心地带，即我国的东北区域，在郊野考古中现在已发现了不少夏家店基层文明和夏家店上层文明遗址中，留下的双齿挖土东西的遗痕（见图9），图中的齿距为5.5—7.5 厘米。夏家店基层文明的时代约为公元前1900—1500 年，夏家店上层文明的时代约为公元前1000—600 年。比夏家店文明时代更早的遗址中则没有发现过耒齿的遗址，这有待往后郊野工作中留意探寻。
现在现已可知的是，耒这种陈旧的耕具，不光传到了朝鲜半岛，还经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因为日本的土壤条件能保存许多木器，所以现在现已出土了不少木制的双齿形耕具（见图10）。图中由左至右为，爱知县春日井市胜川遗址出土的木制耒庛，归于公元前1 世纪的弥生中期，与大田所出盾形器图画类似。
千叶县茂源市国府关遗址所出木制耒庛，归于公元3 世纪的古坟初始期，现已构成日本本地的特别形状。长野县长野市石川条里遗址所出连柄的双齿东西，归于公元4 世纪的古坟前期。最右是大阪府丰中市上津岛遗址所出木制耒庛，归于公元5 世纪的古坟中期。日本学者认，图中不带柄的三例都能够绑在木质曲柄上运用，所以名之为“叉锹”，而把图中带柄的称之为“锄”。实际上，已然有直柄的双“锄”存在，那么所谓“锹”也能够绑在直柄上运用，因此也便是耒庛了。这种在日本散布适当广的木质双齿耕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陈旧的木耒，是无可置疑的。并且，在日本它至少沿用到公元5 世纪，比黄河流域要晚得多。
可是，这种在东亚区域广泛盛行的古耕具，在其发源地却被绵长的前史淹没了。
四、耒耜的错误是怎样形成的
《辞海》在我国具有简明大百科全书的效果。《辞海》1979 年版（第三版），在耒字条中解说“耒耜”一词，引用了一幅古代历来不曾存在过的“耒耜”图（见下页图12），并解说说：“耜是耒耜的铲，耒是耒耜的柄。”《辞海》2009 年版（第六版）改为“耜是直接效果于土壤的铲状部件，也有用骨、石制造的，耒是扶持耜的凭据。”耒被这样臆想成耕具的柄。这种误解来源于西汉时不明农业生产的学究京房（公元前77—37 年），他在注释《易·系辞传下》时，将耒和耜当作同一件耕具的不同部位，说：“耒，耜上勾木也。”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127—200 年）采用了这种说法，在注释《礼记·月令》时也说：“耒，耜之上勾也。”其实，像江陵纪南城战国古井中出土的那种双齿而别离加上铁冠的耒，东汉时还在运用，所以做大司农的郑众，在注释《考工记》中的耒时说“耒为耕耒，庛谓耒下歧”。可是郑玄却把这种双齿有两个铁冠的耕具，“耜”〔其时一般已称“臿”（见图11）〕相提并论，并且自作聪明地解说说：“古者耜一金，两人并发之。今之耜歧头两金，象古之耦也。”意思是，古时候的“耜”有一个金属的刃口，两个人并排翻土。现在的“耜”是分叉的头部有两个金属的刃口，是仿照古时候两个人成对作业。以为这种双齿东西能够顶两个人一起作业，这是彻底脱离实际的幻想之辞。可是，因为郑玄对后世经学影响很大，把“耒耜”当作同一件耕具称号，又把耒和耜作为不同部位的称号。所以“耒”仅是“耒耜”的勾曲的柄部，成为经典的见地。
本文写作意图，是康复耒在东亚国际起过及其重要的效果的陈旧耕具的应有位置，并特别期望在我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在往后的郊野调查中，持续重视并尽力发现古耒的运用痕迹和什物遗存，使这种器物发生和传布的前史，越来越清楚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本文作者林沄，吉林大学边远地方考古研讨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