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金石学、古文字学咱们容庚先生毕终身之力，保藏了许多青铜器，并于上世纪捐赠给国家约150余件（现别离藏于我国国家博物馆和广州博物馆），其间广州博物馆约有90余件宝贵的商周青铜器，简直从未揭露展出。
图文/汹涌新闻记者 李梅 归纳报导
汹涌新闻得悉，近来对外展出的“字字珠玑——广州博物保藏有铭铜器展”中，有40件广州博物保藏的商周青铜器便是当年容庚先生捐赠的私家保藏，这也是容庚先生旧藏青铜器的初次大规模展示。
容庚先生（1894-1983）
展出的青铜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广州博物馆发布的材料，现存世界各地的商周时期有铭铜器，包含礼器、车马器、武器、乐器等，数量约为一万多件。此次展览展出的广州博物保藏商周时期青铜器珍品，大部分都来源于近代金石学、古文字学咱们容庚的捐赠。
容庚先生是我国闻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保藏家、书法家，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其著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专著30多种，备受海内外学术界认可，一生保藏约100多件青铜器、1000余件（套）古今书画、10000余册图书材料，悉数捐给国家。
有铭铜器展，问候容庚先生
容庚先生曾说：“聚实不易，散则何难？与其死后任其丢失，不如现在就完好地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果来。”1956年，广州博物馆就接收了来自容庚先生捐赠的90多件青铜器。此次展览展出的如剌铜鼎、昜铜鼎等40件青铜器均为容庚先生捐赠之物。“期望借此次有铭铜器展，问候容庚先生。”主办方表明。
展出的青铜器“曾大保盆”上的铭文
据容庚先生的女儿容璞此前承受媒体采访时回想，她父亲的保藏首要开端于上任燕京大学教授之后，而资金来源，则悉数来自父亲每月的薪水。“父亲不是大资本家，身家也不丰盛，他的保藏全赖薪水。发薪后父亲总会拿出一半来收买藏品，另一半则交给我母亲当家。每次到了要交学费时，父亲都要变卖他的藏书换成金条付出。”容璞说。
容璞叙述她幼时睡的床是父亲放置青铜器藏品的大木箱铺上床板改造而成，她的床无价之宝。“每逢有客来时，咱们就要协助搬走床褥床板，才能把青铜器拿出展示，这也是我触摸古铜器的一种方法。”容璞表明。
容庚专心保藏，除却喜好之外，更是其拳拳爱国之情的表现。在那个国力不济的动乱时代，很多宝贵文物往往流入了资力富裕的外国人手中，而导致国宝丢失海外。“容庚先生之所以要保藏和研讨古青铜器，便是要为我国人争光。”容庚弟子、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曾表明。在编著《商周彝器通考》时正值抗战时期，容庚日夜伏案研讨写作，便是想凭仗自己的尽力，逐步改动其时先秦铜器研讨话语权由日本学者把握的局势。
据广州日报报导，依据容庚先生向渊博捐赠青铜器的清册，可知1956年的4月25日和6月30日，分两次捐了古铜器藏品合计95件。傍边包含元代、宋代器物各1件，汉代器物5件，未详时代器物1件，商周器物87件，傍边仅一级品就达9件之多，其价值之高，世所稀有。尤为可贵的是，在我国近代以来古铜器的私家保藏中，这是罕见的得到了“有体系地完好保存”的个人保藏品。与之附近时期的大都重要个人保藏，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动乱中，根本都已打散，“其间大部分藏品已流出国门，成为欧美国家有关我国青铜器艺术保藏的主体”，或许“重新组合”，难觅旧貌了。
展览的榜首部分“吉金有声 记名载史”即是以容庚先生捐赠广州博物馆的商周青铜器为主，甄选越王剑、曾大保铜盆、息伯铜卣等宝贵有铭之器，展示商周时期铭文的行文标准、首要用途和重要前史价值。
汹涌新闻此前曾撰文介绍，上世纪二三十时代，容庚在燕大的一大重大贡献便是为燕京大学收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主张燕京大学国学研讨所建立考古研讨室，收集古物。容庚为燕大购买青铜器等古物，看起来当然是为燕大服务，其实也是对燕大的报答。1928年4月前，容庚虽然有购买书本碑拓等古物的习气，对青铜器以及甲骨也很感兴趣，但是由于囊中羞涩，只能无可奈何。1928年4月28日，他开端购买青铜器。这天的日记记载：“余向不入古董铺之门，以囊中着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管帐主任范天祥约往古董铺买古钱，先到琉璃厂访古奇，为购汉镜及古刀布十数枚，价二十元，因事他去，余与明烈士到尊古斋，购得一易兒鼎，价五十元。又一三羊镜、一实现志愿小玺，价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鉴》箸录，余榜初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鼎盖后配，尚合式，《古鉴》无之。三羊镜铭:‘三羊作竟大毋伤兮。’文字斑纹、色泽均佳。”（151—152页）这篇日记，把容庚保藏青铜器的原委以及榜初次收成的欢喜，都写得清清楚楚。而其此刻出手保藏青铜器的关键在于燕大待遇丰盛，使得容庚有财力支撑这项喜好。
容庚先生保藏的青铜器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件错金工艺的最前期什物——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铸的“栾书缶”。（现藏北京前史博物馆）。错金铜器，以武器居多，而铭文字数较少。“栾书缶”不仅是铜器所书的上乘，并且缶之器铭盖铭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对此器绝为喜爱。
广州博物馆展出的一把二千多年前的越王剑出土于陕西，剑格左右侧皆以鸟虫书体铸刻“王戉”二字，双面共八字，剑色为水银古，时至现在，仍然尖利，削铁如泥。剑脊含铜量较多，耐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强，可见其功能优异，铸造技能优秀，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展出的越王剑 容庚旧藏
说起这把剑的保藏进程，还有一段较为传奇的故事。1931年，容庚先生在北京式古斋初得此剑，开端时误将“王戉”理解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卿王戉”，因而没有予以注重，把此剑转卖给了别的一位铜器保藏家于省吾。后来容庚先生在阅览《周汉遗宝》一书时，发现“戉王矛”，立刻反响过来，“王戉”二字应为“戉王”，该剑是为“越王剑”，价值颇丰，为该剑的易手深感惋惜。后来又发现一个新的关键，容庚先生偶尔得到了师旂鼎，而此鼎的保藏价值相同十分巨大。于省吾听闻后，对此鼎十分感兴趣，期望容庚先生可以割爱转让。借此机会二人几经协商，才终究达到以师旂鼎换越王剑。越王剑至此才回到容庚先生的手中。
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在《容庚与我国青铜器学》中说：“从1928年先生保藏昜兒鼎起到1949年在岭南获‘十年陈侯午敦’止,中历20馀载”。这一期间，他“不但从传世品中除掉出许多伪器,还从大批‘疑’‘伪’的器物中,挽救了不罕见价值的文物材料,使他们康复了前史的原本相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蒋志华指出，1947年容庚先生携全家南归广东。途中青铜器被撞损约十分之三。但直到20世纪50时代中期，他仍藏有150余件青铜器，包含现藏国家博物馆、错金工艺的最早什物栾书缶等，此外还有一批青铜铭文拓片。他依托对青铜器铭文等原始材料的精研而写出的我国其时最齐备的金文字典《金文编》，至今仍是文字研讨者的必读经典。
展出的青铜器
从文物铭文到青铜器文物专题展
广州博物馆馆长李民涌在承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表明，展览从策划到推出长达一年多。开始的想象是以青铜器铭文为切入点，扩展到其他原料器物的铭文，展示保藏铭文文物的面貌。但随着展览准备的不断推动，发现仅铜器现已满足撑起一个有重量的大展，所以放弃了其他原料的器物，专攻铜器。
李民涌说，青铜器在我国民间传统文化中占的位置很重要，但就岭南区域来说，是个相对来说仍是比较单薄的范畴。此次展览也是期望咱们咱们可以一睹本地文博组织青铜器的保藏水平。渊博的相关保藏在本地来说是较为品种完全、时刻跨度长的，此次展览展出的文物就从先秦延续到清代，很多是初次展出的。比方曾大保盆、越王剑等，都十分宝贵。
此次展览的第二部分“镜中天地 托物寄情”选取伏兽钮“大乐未央”铭蟠龙纹镜、菱形“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素铜镜、我国铭七乳瑞兽纹镜等汉至明清时期有铭铜镜，经过解读不同前史时期的铜镜铭文，带领观众感悟包含在其间的社会思维、宗教信仰、生活态度和审美情味等等。
第三部分“朱白之间 印下众生”甄选汉至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原料的官印如“广州番禺县丞司朱记”印、周君时六面铜印等，和刻有馆斋、鉴藏、闲文、吉语、花押等私家印，从带有丰厚史料信息和使用者个人隐私信息的铭文中，窥见古代社会信誉、官制礼仪与人际交往等风俗。
第四部分“方圆兴衰 古泉吉语”特选秦半两铜钱、汉五铢钱、唐开元通宝等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流转钱银，部分表现书法之美的汉莽货泉铜钱、两宋御书钱，以及浸透夸姣祝福的清“顺风大吉”花铜钱、清五子登科佩钱等压胜钱，从这些小小方圆之间领会朝代兴衰、大众民生。
此外，此次展览也是对“铭文”常识的一次遍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字字珠玑——广州博物保藏有铭铜器展”是广州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广东大观博物馆协作办展的初次测验。展览中还能看到许多其他前史时期宝贵铜器，“周君时六面铜印”1955年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出土，六面印文别离为：“周承公”“周君时”“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白记”。除“臣承公”外，其他各面铭文都有边框。渊博专家介绍，印文按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印主人有关，包含名字、字表、宗族地望、职官身份等，一类为文书用语，如“白记”“白牋”“白事”等，反映了其时的文书格局和封缄准则。“白记”是汉朝时下级对上级陈说定见的奏记；“白牋”用在叙事的书信中；“白事”印于名字后边，专用于书简来往。（本文据广州博物馆材料、广州日报及汹涌新闻此前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