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父亲离世的医生打来电话问：“为什么我没有感到特别悲伤反而还精神抖擞，好像父亲并没有离我而去？”
文 | 周 洁
“这是从未见过的武汉”“这里发生的一切超乎原本的想象”“心疼武汉”——很多支援武汉的医疗队医护人员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都会这样描述疫情至暗时刻他们看到的武汉。
噩梦一般的疫情初期，面对未知的病毒、亟缺的防护物资、蜂拥而至的病人，还有每天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每天奋战一线的湖北医生或多或少都曾有过惊惶时刻：恸哭、失眠、恐惧、焦虑、内疚……有专家认为，此前一线医护人员处于应激状态下，当疫情得以控制并迎来结束曙光时，他们的心理问题可能会集中暴发。
2月18日，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名护士
疫情过去之后，湖北的医护人员们，如何治愈心伤？
曾经，做好必被感染的准备
2019年12月底，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消息在坊间传开，武汉的医生圈子里，更早获得这些信息，热闹的春节气氛下，涌动着一股暗流。
武汉的变化是从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后开始的。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生宋亚锋回忆，从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新冠肺炎人传人”的论断，到1月23日武汉封城，再到1月26日禁止私家车通行，“一切决定来得仓促而急迫，一线医生仓促上阵，打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面对未知的病毒，也就注定了这场战争的惨烈”。
有多惨烈？武汉市某三甲医院沈明华医生回忆，发热门诊就诊人数真正的暴涨，大约是在武汉封城之后。“1月底，我们医院的床位已经完全不够了，发热门诊的同事告诉我，很多病人在门诊挂着号，人就已经不行了……每天有很多病人去世，同事们的心理状态也很差。”
武汉医院里出现的这些现场，被称为“医疗挤兑”。
急诊科本来是用来紧急处理危重患者的科室，一般情况下医护人员抢救结束后，病人就得转到其他病房。但当时，可以接收新冠肺炎病人的病房床位都是满的，出现病人滞留的现象。“前面的病人转不出去，新到的病人又缺少设备和人员实施急救。”武汉市普仁医院急诊科护士长芦纯紫发现，急诊科开始有一种“异样的情绪在发酵”，“但是医院还是得收治，否则病人出去后就是一个移动的病毒源。”
不久，芦纯紫所在科室有四名医护人员CT检测显示病毒性肺炎。芦纯紫也陷入了失眠的困扰之中，她常常想：“大家忙不忙？物资够不够用？有没有暴露的风险？”越想越睡不着。
2月22日，武汉同济医院重症病房。玻璃窗上贴了一张护士画的画，为武汉打气
自己是否被感染新冠病毒，是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每天都在问自己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宋亚锋身边的同事不断倒下，再加上每天面对危重和死亡患者，他变得彻夜彻夜不能入睡，这样的心情直到第一轮15天隔离病房工作结束，轮休隔离14天后才慢慢平复。
沈明华则因为妻子被确诊新冠肺炎，2月上旬开始在家里自我隔离。“其实她1月底就出现症状了，2月4日那天被确诊，随后妻子住院治疗，而我仍然在家里隔离。当时，和妻子同病房的病人，每天都有去世的，我不是做传染病出身，找我同学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治疗。每天都过得很焦灼。”
武汉之外的城市，情况也并不乐观。
齐满是黄冈市某医院的医生，他和记者说，1月9日之前，他的医院已经接收了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不过当时医生们把它称为“特殊肺炎”。“刚出现这种病例时，医院在防护方面没有特别重视，还是按普通肺炎来治。我们科增加了戴口罩、勤洗手的流程，其它的与平时没什么不同。”
1月16日，齐满出现了咳嗽、腹泻、发烧等症状，还出现了畏冷的现象。1月17日，他在医院做了肺部CT检查，发现了自己肺部已经出现感染，查了血常规后，齐满怀疑自己感染了这种“特殊肺炎”。
找好换岗医生，齐满去呼吸科想要办理住院，他惊讶地发现，呼吸科已经收治了很多例“特殊肺炎”的病人，床位已经没有了。“虽然在一个医院工作，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只是隐约听到，医院的ICU现在只收肺炎病人。”
于是，齐满回到家里居家隔离。1月20日，他去医院复查CT时，肺部病灶扩大，他自费购买了当时专家的推荐药方：磷酸奥司他韦、莲花清瘟胶囊以及可乐必妥。幸运的是，1月30日，齐满再次复查CT时，病灶已经逐渐吸收，病情有所好转。
齐满居家隔离期间，他所在的科室陆陆续续出现疑似感染的病例，“我们科室气管切开的病人很多，医护人员感染风险很高，又没有相应的防护物资。我们曾向上级要求停科、封科，没有被批准。”齐满回忆，当时科里所有医生都抱着必感染的心态工作，每天人心惶惶，隔两天就去做个CT检查。
后来，齐满的科室被迫关停，因为科室14名医生中有11人先后出现了疑似症状，病房里大约40名患者中，也有一半以上被感染。
面对未知病毒的焦虑和紧张，是当时湖北一线医生们的普遍情绪。2月3日~14日，西南大学郭磊牵头的一项针对全国1.4万人的公众心理状况调研显示，对于病毒和死亡，医护人员群体的抑郁、焦虑、恐惧、内疚情绪在受访群体中最为严重。郭磊团队接到的300多个心理求助电话中，很多是从武汉打来的。“电话打过来，那头的人什么都不说，就是哭，一哭就好几分钟。”
后来，全国支援恢复信心
湖北一线医护人员苦苦支撑之际，全国联防联控措施启动，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相继动工，全国多个省市派医疗队进驻武汉及湖北其他城市，方舱医院作为实现病人“应收尽收”的创举，相继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救治的混乱无序逐渐得到缓解。
随着支援的不断到来，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终于看到了希望。
“从去年12月底开始，我们就没怎么好好休息。”当芦纯紫在网上看到中国医疗界“四大天团”支援武汉的新闻，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很多人都来支持我们。”
2月9日，上海中山医院的医生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医生交接病人信息
作为定点医院第一批次第一梯队的抗疫医护人员，宋亚锋和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实现了所在隔离病区零医护人员感染，零患者死亡，顺利康复出院20余人，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目标。当他经过15天的隔离轮休，再次上岗，已经是2月24日。“此时医院里已经看不到人山人海的情况，病房甚至已经有了空床，开始了床等人，没有了那种压抑、沉重的感觉。门诊病人少了，住院病人也少了，危重患者少了，死亡病人也少了。”
他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变化：病房的投诉多了起来。“床板为什么这么硬，饭菜为什么这么难吃，卫生为什么没打扫干净等等。”但在宋亚锋看来，宁愿处理这种患者投诉，也不愿意回首疫情初期的一个月。
沈明华也一直心系工作，14天隔离期结束后，他第一时间回到工作岗位。沈明华支援的是医院危重症病房，“我去的时候病房里有四五十个病人，每轮排班安排了4名医生值班。”
面对病房里的病人，沈明华的心情反倒更坦然一些。“妻子发病住院的阶段恐怕是我最不安的时候，一直提心吊胆。真正来到病房，我反而不怕了，因为已经跟病毒做过交锋。病房里是跟我妻子一样被感染的病人，我想只要做好防护，应该没事。”
二月底，随着大量病人好转出院，大家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沈明华在家庭微信群里提醒：不能放松警惕。“偶尔还有散发的病例，要是放松警惕，如果再来一遍的话，任何人都承受不了。”
疫情早期，芦纯紫的眼睛时常湿润。有一次，丈夫对她说话语气重了一点，她的情绪就崩溃了，“种种的压力在一起，大哭了十多分钟。”“我们科里的护士也会偷偷地哭。但是只要把防护服一穿，他们的状态就回来了。”
芦纯紫的发现和心理学家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肖劲松拥有丰富的灾难心理救援经历，武汉“封城”当天中午，肖劲松便和团队开通了两条心理热线，其中一条专门对医护工作者开放。
这条热线真正被拨通的次数并不多。尤其是当疫情进入最艰苦、最胶着的时期，医护人员的求助电话反而消失了。“医护工作者在应激状态下，他们的责任心和信念感超越了普通的情感，此时只有工作能治愈他们的情绪，这是一种情感的升华。”肖劲松如此解释。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涂盛锦医生和妻子、医院护士曹珊，疫情期间连续20多天谁在车里
他们还发现有些医生明明工作很疲惫，但坚持说自己不累，让他停下就特别焦虑。有一位父亲离世的医生打来电话问：“为什么我没有感到特别悲伤反而还精神抖擞，好像父亲并没有离我而去？”在肖劲松看来，这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创伤患者，当下他有责任和使命在身，来不及体会这种创伤，但后期可能就不一样了。
如今，心伤待疗
武汉疫情得到缓解，慢慢的变多的医院逐步恢复正常秩序。沈明华记得自己安慰病人时说过的一句话：生活就像巧克力糖，苦中有甜，你在遭受病毒折磨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国家、政府、家人、医务人员和社会各界的关爱，这是一笔人生的财富，会让你受益终身。
随着医疗队的陆续撤离，沈明华和同事们做好了收尾的准备，“我们是属于国家卫健委直属的医院，是武汉市最好的医院之一，医疗队走后，我们还是要照顾好剩下的病人。”
“医生这个行业中，大部分人选择学医，都是有一种救死扶伤的情怀在里面。高考填报志愿前，我从电视剧里看到医生特别高大的形象，志愿全部填医学院校。这次疫情，让我觉得医护人员的价值得到了体现。”沈明华说，疫情期间医患关系的融洽，是近几年来不曾有过的。“但非常时期后良好医患关系能不能延续下去，我也不知道。”
2月20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第三批重庆支援湖北医疗队治愈出院的首个重症患者（左二），在离开之际向医疗队员深深一鞠躬摄｜谢智强（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记者）
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之前的经历还是让沈明华心有余悸。
齐满身体恢复后，第一时间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但疫情仍然在齐满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以前接诊病人我很少戴口罩，但以后只要看病，我都会戴。”
齐满的这种不安全感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疫情期间医院对待员工的态度。“当时大家对新冠肺炎病毒还不了解，我们科室又较为重要，不能随便关停，医院可能也有医院的苦衷吧。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科室被感染的医护人员都康复了。”
最近，齐满一直在为自己的工伤申报烦恼。1月23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文明确，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齐满的发病时间早于1月23日，当时还没有完整的申报流程，他也没有住院治疗，成了“无法确诊”的医护人员。
无法确诊的医务人员和已经确诊的医务人员待遇存在巨大差别。“现在卡在了诊断上，影响了我的工伤医疗待遇和社会机构提供给确诊医护人员的救助基金领取。据我了解，一些基金会当时跟医院直接对接提到这块补助的，但医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信息。”
这几天，他在医院做了血清抗体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单阳。根据国家卫健委印发的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血清新冠病毒特异性IgM抗体和IgG抗体呈双阳性，或者IgG抗体由阴性转为阳性或恢复期较急性期4倍及以上升高，能成为确诊新冠肺炎的标准。“单阳”的结果意味着齐满已经痊愈，但并不符合确诊标准。
目前，齐满仍然在跟医院沟通，他的情况不是个例，“我们科室就有两位医生跟我一样，武汉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疫情仍有反弹压力，国家现在没时间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能够理解。”（文中沈明华、齐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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