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我国古代一种专门记载帝王言行举止的册籍。周朝的“左史记动，右史记言”为其肇端。
《起居注》之称号正式呈现于汉代。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汉明帝有《明帝起居注》。三国时，魏设掌起居注作品郎，是为置专官之始。隋代设起居舍人；唐代设起居郎（舍人）；宋代建立起居院；辽金代建立起居舍人院、记注院；元代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清康熙时，建立起居注馆，由“经筵日讲官”（以翰林、詹事等兼充）专职编修《起居注》。
古时候，凡皇帝的衣食起居、御门听政、朝会宴飨、祭祀仪式、谒陵、校猎、巡狩等，皆有起居注官左右侍班或随扈随从据实记载。正所谓“朝朝橐笔侍御床”“记载圣治金匮藏”“侍臣橐笔皆鹓凤”。
《起居注》有着严厉的撰写方法和记注编制。《大清会典》载：“凡记注，先载起居，次谕旨，次题奉，次官员引见。”并有全载、节减之定例。凡记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字数也不尽相同，或四五字，或千余言，一概用墨笔抄写。由侍值者一起检阅，署名于后。逐日记载，逐月撰写成册。“记时政损益，季终授之于国史。”书法不隐，不掩恶不虚美。倘有擅写者，则除名严办。
见于《隋书》记载的《起居注》册籍有44部、1189卷。因朝代更迭、兵燹，历代的《起居注》流失居多，保存较为完好的有唐初记室从军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以及《万历起居注》和清代的《起居注》。现在，清代《起居注》之现存起于康熙七年（1668）九月至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中有缺佚，计12000余册。别离收藏于我国榜首前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其间，《康熙起居注》982册，汉文本493册，满文本489册。《起居注》多被用来撰写《实录》《圣训》和史书等，其价值丰赡宝贵。
记注官员属皇帝近臣，身涉机要，职任严重，故历朝膺选者必为品端学粹、博涉文史之人。比如：唐代闻名政治家、史学家令狐德棻，闻名诗人贺知章曾任起居舍人（郎）；清代闻名政治家、史学家陈廷敬、朱珪、钱大昕、翁同龢也有起居注日讲官之经历。记注官员人数以清代最众，多达20余人。当时，每日值侍的起居注官，一般为满、汉各一人，偶有增减，运用满、蒙、汉3种文字记注。
前史上，《起居注》衍生的故事时有发生、形形色色。北宋时期，宋仁宗赵祯命王安石编修《起居注》。王安石极不甘愿，10余次上呈辞状，乃至钻进厕所里不出来，以逃避朝廷派来的传旨官员。宋神宗赵顼（xū）欲召苏轼编修《起居注》，王安石对赵顼说：东坡（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终因作梗而事未果。北宋年间，黄庭坚参加撰写《神宗实录》，并被擢升为起居舍人。他据实记载宋神宗言行，毫不隐晦善恶。宋神宗大为不快，将他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顿。《明史·后妃传》载，万历九年（1581），明神宗朱翊钧与慈宁宫王氏宫女私幸，致使宫女怀孕。太后得知此过后，问询朱翊钧始末。朱翊钧先是矢口否认，各样狡赖，太后遂命调取《起居注》详查，由此确认宫女所怀身孕为帝王血脉、纯粹龙种。铁证如山，朱翊钧哑口无言。之后，这位宫女一步登天，被册封为“恭妃”，并生下皇长子朱常洛。时达10余年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帷幕。
《起居注》为内廷中心秘籍，阅看规模极端有限。名义上，皇帝自己是不得索阅的。因而，客观上具有必定的束缚帝王言行之效果。
《起居注》为“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史官非但记事，亦为监戒也。据《大唐新语》载：贞观年间，褚遂良任起居郎。某日，唐太宗李世民问褚遂良：爱卿掌握的《起居注》都记载了什么事情？我身为君主，可否阅读？褚遂良答：现在的起居注官，与古时候的左史右史所司相同，专记君主之言之事及其善恶。以此作为前车之鉴，警示君主循法行事。至于皇帝自己欲看《起居注》，尚无前例，实属不妥。李世民又问：假设我有不良言行，你必定记载吗？褚遂良答：为臣之责便是忠实地记载君主的言行。因而，君主的言行我都会照实记载在案的。黄门侍郎刘洎接过论题说：皇帝有过错，好像日食与月食相同，人们皆能看到。即便遂良不予记载，全国之人也记着呢！
据《唐书》《资治通鉴》载：李世民欲观《起居注》，朱子奢云：如此一来，便会敞开后世史官的灾祸。史官为了保全生命而惧死，记载就会失真。悠悠千年，就听不到褒贬皇上的真话了。
唐文宗李昂也对《起居注》充溢好奇心，意欲一睹，起居舍人魏謩（mó）直言回绝。李昂说：曾经我但是看過啊！魏謩答：那是史官渎职。假设皇上亲看《起居注》，史官履职时便有所避忌，所记所载怎样能让后人服气呢！李昂只好作罢。
古代，开通之主十分重视史实记注的真实性。李世民阅看修订中的《国史》，当看到对玄武门事故的描绘闪烁其词、多有微隐时，他对房玄龄说：当秉笔直书，不要藏着掖着，浮词一概删削。魏徵上奏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国史能起到惩恶劝善之效。假使史书不实，怎么让后世为鉴呢？！陛下现在诏令史官批改实录，十分契合至公之道。
前史上，铮铮铁骨、秉笔直书的史官流芳百世，令人敬仰。据《左传》载：董狐不畏权贵，大笔直书“赵盾弑其君”。孔子称誉：书法不隐，古之良史。《左传》又载：齐国太史记注“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对此，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赞之：“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唐太宗、唐文宗曾多次企图亲观起居注，皆被谏止。相同据《春明梦余录》载：一日，宋神宗赵顼在回宫后说了一些怪话，生怕史官得知后记上一笔，亟令左右：莫使起居闻之，闻则书矣。
其实，封建帝王的言行举止并非一纸文字就可以彻底束缚得了的。《起居注》中歌功隐恶、曲意回护之处亦不乏其例。“政声人去后，无字句处看。”其功其过，前史自有公论。
